在我黨隱蔽戰線上，有被稱為“無線電雙雄”的兩名同志，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破譯高手”曾希圣，另一位則鮮為人知，他就是神秘“紅色特工”蔡叔厚了。

蔡叔厚（1898-1971）

圖片來源：湖南日報

蔡叔厚，原名蔡肅侯，又名蔡紹敦，祖籍浙江諸暨，1898年出生于天津。他出身工人家庭，曾留學日本，1924年畢業回國，創辦了與紅色電波緊密相連的“紹敦電機公司”。192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被調入中央特科工作。他曾是腰纏萬貫的“蔡老板”，也是義薄云天的“小孟嘗”，更是向險逆行的“紅色特工”。

01 向險逆行的“蔡老板” 

1924年，蔡叔厚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家實業——“紹敦電機公司”。因技術好，公司收入十分可觀，慢慢在上海灘有了一定的影響力。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黨的一些領導人不得不經常轉移辦公地點和住址，以避開敵人搜捕。經人介紹，中共浙江省委的領導人楊賢江夫婦搬去了蔡叔厚的紹敦電機公司。不久，張秋人、陳德輝等共產黨人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也先后搬到紹敦電機公司。1927年6月下旬，蔡叔厚中學同學夏衍從日本留學回上海，也住到了紹敦電機公司，并一住兩年多。這以后，黨內的一些同志經常在紹敦電機公司碰頭，研究工作。中共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的成員有時也去那里聚會。

在這些共產黨人的影響和幫助下，蔡叔厚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漸漸從同情革命轉變為立志要獻身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1927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極為嚴重的時候，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退出了共產黨，有的人甚至叛變投敵。而蔡叔厚就在這時，提出要求加入中 國共產黨。12月，經陳德輝、汪極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蔡叔厚在《自傳》中談到他入黨的動機時說:“我主要是對于蔣介石背叛革命、殘酷統治的仇恨， 對于許多革命烈士英勇犧牲的義憤。我為周圍許多共產黨員在極端危險中沉著、堅強斗爭的優秀品質而感動，看見革命工作者一天天的犧牲，一天天的減少，我認為自己 有責任去補上這一個斗爭的崗位?！?/p>

02 建立中共第一部無線電臺 

1929年，全國革命形勢有了新的發展，紅軍逐漸擴大、蘇區相繼建立，白區黨的各級組織也開始恢復。僅僅依靠過去的水陸交通線進行聯絡的方法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臺，以解決同各地黨組織聯絡困難、緩慢的問題。

早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就決定在中央特科增設一個電訊科，由李強任科長，負責籌建無線電臺。張沈川等被派去學習無線電報務工作，李強擔負起試制無線電收發報機的任務。在試制過程中，為了購買和制作一些無線電零件，需要有一個內行的人 幫助。蔡叔厚是開電機公司的，社會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協助。1929年，黨中央決定把蔡叔厚調到中央特科，協助和掩護李強的工作。

調到中央特科后，蔡叔厚將紹敦電機公司搬到福煦路403號（現延安中路369號）。根據工作需要，他中斷了同黨內一般同志的來往。有時為了掩護身份，他還要裝出一副消極頹唐的樣子。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會環境極其復雜，想要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穩腳跟。為此，他利用自己作為老板的公開身份，出入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經常請國民黨官僚吃飯，有時還為他們提供一些經濟上的好處。這樣，慢慢地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場合有了名氣，被人稱為“蔡老板”。通過這些，他成功地隱蔽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為開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我黨第一座無線電臺遺址

圖片來源：IT時報

為了掩護李強的工作，蔡叔厚在紹敦電機公司二樓騰出一間過街樓，供李強研制無線電收發報機用。李強在里面安置了車、鉆、銑、刨四部機床，經常和幾位同志去那里搞機械加工，制作零件。他們還將購置的無線電器材、技術資料等存放在紹敦電機公司里。在蔡叔厚的掩護下，1929年春末夏初，李強試制出了第一批無線電收發報機，同年秋，中央特科在大西路?？道铮ìF延安西路420弄9號）租賃了一幢三層樓房，設立秘密電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座無線電臺由此誕生。

此后，依據周恩來的指示，陸續將研制無線電設備送往江西根據地，加上在戰場上繳獲敵軍的通信設備，以此逐步建立起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無線電通信聯系。以后，蔡叔厚與李強又制作數臺收發報機，送往洪湖賀龍部、鄂豫皖徐向前部領導的紅軍根據地。通過這種方式，黨組織在各地先后建立了無線電臺，暢通了和各地的無線電臺的聯系。為此，黨中央對蔡叔厚的工作提出了表揚。

蔡叔厚舊居位于 長樂路611弄7號，原名永存坊，弄內共有18幢房屋，為新式里弄住宅，建于1912年，三層磚木結構。1955年—1971年，蔡叔厚曾在此居住。（圖片來源：上海市徐匯區新聞辦公室官方賬號）

當時，蔡叔厚家和他的紹敦電機公司已成為中共秘密通訊機關和文化支部聯絡點。許多共產黨人為躲避追捕或尋找黨的關系，都曾在這里居留。如廣州起義失敗后的葉劍英、廖承志、曾憲植、張去非等，轉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楊賢江，皖南事變突圍的錢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過這里。蔡叔厚免費供應食宿，并資助路費把他們安全送往蘇區。他自己平時生活很簡樸，但是當黨組織和同志們在經濟上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全力以赴，傾囊相助。

1929年，蔡叔厚擔任了閘北區委的財經委員會主任，負責籌集黨的活動經費，實際上往往是他拿出自己的錢，捐獻給黨使用。因此，大家打趣地把他的公司稱作“濟難會”。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叛變后，蔡遵中共指示暫避，并掩護李強等去蘇聯。顧順章被處決后，蔡又回到公司，由陳賡、潘漢年直接領導，堅持特科工作。

1930年代，蔡叔厚、夏衍等在公園合影

（圖片來源：文匯網）

后來，文學巨匠、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這樣感嘆：“人世間的確也會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風日下’的當時，竟會有蔡叔厚這樣的頗 有孟嘗君風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風險，為我們這些流亡者出錢出力?！?/p>

03 “紅色特工”含冤逝世 

1932年，蔡叔厚調共產國際東方組工作，成為著名的“佐爾格小組”的一名紅色國際特工。他想方設法獲取國民黨部署第三次反共"圍剿"的戰略情報，并按月秘密拍攝國民黨兵工署絕密文件，從1932年到1935年從未間斷。日本戰爭圖謀日益明顯后，蔡叔厚毅然前往日本，同在東京的同志接上關系，打通情報渠道。中國組的領導贊揚說：“這樣輝煌的成就應該頒發列寧勛章?！?/p>

1935年初，組織決定送他去蘇聯學習，但因其所在中國組負責人不幸被捕，要處理善后事宜而未能成行。其時，電機公司遷址，并改名為中國電工企業公司。次年初，因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組織被破壞，蔡與組織失去聯系。

此后，蔡叔厚雖與劉少文、潘漢年建立工作聯系，但后來方知因長期未接組織關系，竟作為黨外人士對待。在此期間，他努力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曾保存過方志敏烈士遺稿，積極參加左翼文化活動，幫助陽翰笙、于伶創辦昆侖電影公司。解放前夕，利用社會關系，活動于湯恩伯等國民黨高級將領之間，保釋了一批進步人士出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蔡叔厚主動結清其所有企業的資產和股票，無償上交國家，并多次要求解決黨籍問題，但因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一直未獲解決，以民主人士身份，歷任上海市電影管理處處長，市公用局、機械局、機電一局副局長等職。"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誣為"特嫌"，為"中央專案組"立案逮捕。1971年5月6日，因腦溢血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監獄。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為其平反昭雪。1983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恢復其黨籍。

革命低潮時，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危險逼近時，他不顧個人安危，堅守敵后陣地。在濃重的白色恐怖中，他憑著共產黨員的忠勇赤誠，堅定戰斗。讓我們深切緬懷蔡叔厚——一位逆風而行的“無名英雄”！